- 首页 > 文史资料 > 芜湖县文史资料 > 第四辑（1994年6月出版）
| 太平天国铸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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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爆发的一场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革命文物，其中太平天国铜钱即其重要组织成分，它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珍贵实物资料。 太平天国货币，据有关文献资料载有金币、银币和铜币三种。金、银币在壬子年(公元1852年)颁行，但未见实物流传，其形制情况不详。仅铜币有所流传，其形制大小不同，均为1853年建都南京后所铸。 马定祥先生在《太平天国钱币》一文中认为，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的“短短的两年又三、四个月中，行军驰骋六个省。当时的战略又常是得一城弃一城，再向前面一城进军，一直到南京建都才停止。所以在那一阶段军事倥偬的时间里，不会铸造钱币品。”因此说，太平天国正式铸造钱币是在癸好三年(即1853年,干支为癸丑年,太平天国为取吉祥意特称为癸好，其它如乙卯为乙荣、癸亥为癸开等等)定都天京之后开始的。时天朝内官中设立“铸钱匠四人”(《贼情汇纂》卷三，《太平天国》87页；又同卷十《附伪钱本》亦记载设官司铸钱事)，其与“典圣库”、“典圣粮”等都是“职同指挥”的高级官员。由于开创新朝，太平天国铸钱的质量要求很高，试铸时间约一年左右，甲寅四年(1854)五月东王杨秀清对英人询问铸钱事的答复中说：“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绝”(《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二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01页)。这说明太平天国试铸钱币已经成功，而且下决心要废除清朝钱币。果然不久，“天国圣宝”钱就开始发行使用了。有一首《铸大钱》的乐府诗写道： 贱人掳得铜无数，大开洪炉资鼓铸。 谁为老成垂典型，古来物识都变更。 一面直行书“圣宝”，一面直行书“太平”。 出城与人互交易，依旧咸丰通宝行。 诗见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四册737—738页)，证明在甲寅年间天京铸钱成功，且钱制和款识有其变更，也说明铸出的钱币是供商品交易之用。不过当时天京处在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民间开始对太平天国钱币尚不敢使用，随着太平军拓地日广，商业贸易日盛，太平天国铸币方广为流通，且贯穿於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1863年，有从南往武汉贸易的商人，把太平天国钱带回湘中，据记载说：“我地(指湖南安化县)贸易汉阳者归，带回太平天国钱号。想粤王坐江南，同治守幽燕，俨然一国两主，通宝使用”(李汝昭《境山野史》，《太平天国》第三册14页)。可见太平天国钱币流通地区很广，清方辖区也不能禁。又如无名氏《庚申避难日记》载：“同治二年(1863)三月二十六、七、八、九、三十，长毛于去年夏有太平天国钱行用，七月二十六日，晴，自夏至秋，太平大国钱甚多……”。此时已是太平天国失守江苏省常熟后的几个月，尚在行用太平天国钱币。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载：据锡山拙翁《师竹庐随笔》记同治三年(1864年，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忠王李秀成在苏州开炉铸钱，派各属市上使用。丁葆和《归里杂诗》注太平天国在杭州也开炉铸钱(《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282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太平天国早中期法纪严峻，未发现民间私铸钱币，到了晚期纪纲废弛，始有少数私铸钱币出现于苏皖浙部分地区。据传私铸钱币如与官版一模一样者，要罪加一等，故私铸钱币，大都设法避免与官版相同而略变其式，在市面上混同使用。 (二) 促使太平天国铸行货币的内外因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凡参军的人，衣食全由起义军供给，没有正式军饷。《天朝田亩制度》严格规定：全银宝物一律得归天朝圣库，所有太平军大小兵将都不得私藏私带金银宝物，否则一经查出即斩首示众(事实上允许每人可以有私银五两，超出的才有罪)。这一规定在一定时期里适应了军事上的需要，在其定都后的短短几年里，这种制度得到了改变。太平天国政权在实践中懂得，粮食征集如果不够，就必须用自铸的货币去采购；在管辖区内要增加生产，发展贸易，搞活经济，也必须依靠自铸的货币，在基本建设诸如修建天王府、众将领地等，也得求助于自铸的货币。这些多层次、多方位的庞大开支，是促成太平天国铸行自己货币的内在因素。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致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年流量高达二千一百万两。马克思曾指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因鸦片输入总额达七百万英磅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广大农民生活异常困苦，生产力大幅度下降。白银外流，农业萧条，清王朝只能以滥铸钱币而求平衡，结果引起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白银暴升，这对决心要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大国的新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冲击，为使独立的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拥有自铸的货币而主宰自己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是太平天国铸行货币的外部因素。 受上述内外因素的影响，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开始自铸货币。当时天京曾设有铸钱衙、金匠营、镌刻营等，后因铸工不精，均一度暂停铸造。次年六月洪秀全下诏在南京朝天宫开炉鼓铸，由铸钱衙专职官员督办。1862年5月，李秀成在苏州开炉铸钱，先铸大花钱，又铸流通钱，嗣后杭州、徽州、株州、衡阳、嘉兴等地也先后铸造过钱币。总的来看，南京是天朝铸造钱币的主要基地，杭州则是太平天国后期大量铸造钱币的地方。 太平天国的铜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别大钱、为纪念性大钱、镇库钱或开炉钱，这是非通用的，其中龙凤大花钱尤为珍贵；另一类是通货钱，大多铸造得法配料合适，质量很好，字体多宋体楷书，刻工精细，深受中外钱币学者的青睐。 当时清政府军需亟缺、收支不敷，滥铸“咸丰通宝”当五百、当千劣质钱，小钱更为粗劣，量轻型小。两相对比，太平天国钱币威信更高。罗尔纲先生说：“太平天国铸的钱，远比满清的咸丰通宝好得多，而钱大量重，质佳工良，尤为精美。” 简又文先生搜集太平天国钱币甚多，他在研究结论中写道：“尝以太平泉币与吾国前代历朝所铸者细细比较，一般言之，其质之良，刻工之精，实未遑多让。若以其最精优者与前代之最精优良相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亦足与并驾齐驱(周世荣：《湖南古代越濮诸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3期)。 魏建猷在比较研究了中国近代货币史后说：“太平天国此等小钱及大钱，铜质及铸工都比满清所铸的咸丰钱精美,…可以窥见太平天国财政实远较满清富裕”(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四章第68页)。 在历代钱币的流通中，有的只凭当时的一纸明文规定换当价值，且往往朝令夕改，很不稳定，太平天国则不然，它的钱币换当价值，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变动。据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中提到，在太平天国时“凡行使钱文，不准扣串”，屡出告示禁止。可见当时太平天国发行的钱币皆十足通用，因而表明它的币值是相当稳定的。 太平军自占领第一个城市永安州开始，直到攻占天京以至后期占领苏州、嘉兴、杭州等城，每占领一城太平军领袖们都关心百姓生活，招来商民进行贸易，以解决柴米油盐生活必需品与军需物资。当时战争激烈军事紧张，有些地方往往是两军交战之地，初时在新城内开放贸易有困难，就指定地方为买卖街，有的买卖街设在太平军军营附近，还得到太平军的保护。这些交易的场所，为避免清军发现，都于每日黎明前进行贸易，日出即行罢市。由于太平军给价公平，商民虽冒险也乐于与太平军进行交易。杭州是个商业大城市，太平军克城时，城中饿殍满街，铺户倒闭，一片凄凉景象，李秀成立即下令从嘉兴“载米万担，载钱二十万来杭，将米发给穷民为生，将钱放给商民为资本，不取利息，使杭州的工商业迅速恢复”(《李秀成自述》影印本第44页)。 太平天国十多年时间，铸造钱币很多，流通地区很广，南到广西、广东，北到长江流域和河南开封，都有它的踪迹，主要流通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虽无绝对统计数字，但从1854年天京就“铸有十余万钱”(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第三册636页)，后期各地都鼓铸铜钱，治辖地区“增设市廛”、“商贾辐奏”、“极形热闹”，有的市镇甚至“交易数十万金”、“日收税银几千两”(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第274页)情形来看，其铸币数量相当可观，商业之繁盛也远远超过清朝的统治时期及地区。太平天国钱币的流通，对于巩固革命政权，发展革命形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安定民众生活，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太平天国钱币，由于折值不变，取信于民，为太平天国辖区商业和金融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三) 太平天国钱制式样，种类繁多，大小不一，轻重不等，大者比银元稍大。小者如制钱。钱之大小有六种，即小平、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以当千者为最大最少。过去有些专家、学者对太平天国钱币种类分法，有几种不同的见解，介绍如下： 1、“太平天国得依其换当价格区别为小平、当五、当五十、当百数种”(周书《货币》杂志《洪秀全钱略述》)。 2、“太平天国钱币有小平、折二、折五、折十、当五百品”(钱无咎《古钱考略》)。 3、“太平天国钱……共分大小五种，可能是小平、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4、“太平天国圣宝文，文置无定五等钱”(方著《言钱名录》)， 5、“太平天国钱币，只有折一、折五、拆十、折五十的四等钱型，而并无当百钱型”(马定祥《太平天国钱币》，1983年版)。 笔者认为以上几种分法，各有千秋。但从近年出土与民间收藏品情况来看，应以分折一、折五、折十、折五十等四类型为宜；当百、当千钱型当属镇库钱，不作流通之用。上述四类钱型配套，可称为“套子钱”。 太平天国所铸各类钱币的时间，大体上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铸钱较少，中、晚期为多。钱文有楷书、篆书、宋体字等数类。其中以宋体字钱文为最多，楷书次之，篆书、行书极少。大约宋体字钱文为早期官炉所铸，楷书、篆书、行书字体为中、晚期所铸。还有一种文字模糊，断断续续的“隐起文”，为苏州、杭州、湖南等地区所铸，属于晚期铸币，重量减轻，铸法粗糙，绝大多数为小型钱。 太平天国钱币的铸材，一般有金、银、铜等数种。巳故马定祥老先生在《太平天国钱币》一书中还提到有铁质、铅质(包括祖钱)的太平天国钱币，是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所铸行的流通币。至于太平天国的金、银币，大都是为赏功、赐赠之用，不在市面流通。太平天国的冥钱，乃民间所铸，作为死者的随葬品。太平天国在商品交换流通中，还是以铜钱为主要通货。它的质地，可分为黄铜、青铜、红铜等数种，其中以黄铜为常见，青铜次之，红铜最少。铸造时间，先后不一。一般认为青铜及少量红铜质的铜钱，铸造在先；黄铜质的铜钱，铸造在后。因为同一种铜钱，大多数黄铜重量轻薄，青铜含锡、铅成份稍重。因此，厚重者为早期铸造，轻薄的为后期铸造。 太平天国钱币中最常见的式样。钱面文为“太平天国”、背“圣宝”二字(有的在穿上、下，视为直读；也有在穿左、右两旁，视为横读)。有多种多样的排式：有的钱面文为“天国”直读，背为“通宝”横读或“圣宝”直读，这类为太平天国早期的铸币；有的钱面文为“天国”直读，背为“圣宝”直读或横读；有的钱面文为“天国圣宝”直读，背为“太平”直读或横读，此类天国钱甚为罕见，传世不多，为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钱币；有的钱面文为“太平圣宝”直读，背为“天国”直读或横读；有的钱面文为“天国太平”上下左右读(即顺读)，背为“天下”二字横读，此钱非官炉所铸，为民间吉语钱，总的品种极为复杂。另外太平天国还曾铸过金银币，如钱面文为“太平天国”直读，背为“圣宝”二字横读，是一种篆书金质币。 太平天国钱币都带有一个“圣”字，皆称“圣宝”，它是太平天国官炉铸造钱币的重要标志。但也铸过“通宝”钱，这是太平天国最早期的铸币。“天国圣宝”钱应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在占领南京后最早鼓铸的折十型钱。由于当时的南京，甫告光复，而天朝尚未建立货币制度，市场上普遍行用的钱币，当时还是历朝的旧钱，特别是咸丰钱，而且大部分又多是小平钱。这样，一枚当十的天国通宝大钱，即可回收市场上的十数旧小钱，又可把回收的旧钱转而熔化改为天朝新钱，以此来逐步改革和统一天朝新钱的币制。如果不这样做，在当时军事倥偬、铜材运输被阻的情况下，南京城内不可能有巨量的铜源来铸造大量的钱币。即使拆用所有城内寺庙的铜佛钟磐来熔铸，恐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说，太平天国最早时期匆忙中铸造的钱币，也不免沿旧王朝铸钱的款式，一度铸过背为“通宝”面“天国”当十大型钱，这是正常情况。 在遗留下来许多太平天国革命政权铸造的各种钱币中，有一种俗称“大花钱”(亦称“大礼钱”)的最为奇特，体积极大(最大直径达33.5厘米)，阔缘花边，龙凤图纹，装饰华丽，它是1860年忠王李秀成攻克苏州后，为建立苏福省而在苏州待命铸造的纪念币。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录有太平天国酬天义李明成致英国翻译官福礼赐的书翰两件，其一，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云：“兹将我国圣钱如托付呈银拾贰元，青钱拾元，祈麾下晒纳，留为粗玩，是所幸甚。”其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云：“敞国圣钱，今已办上大花钱壹元，敬呈麾下取玩，以表友情。” 酬天义李明成致英国福礼赐两书信，前书信并未提及大花钱，可知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间大花钱尚未铸成，后书有“办上大花钱壹元”，可证大花钱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以前，已经铸就。书信中还提到大花钱送给对方“取玩”的，这说明它是一件纪念品，用以来赐赠或赏功的，不是流通货币，更不是属于镇库钱之类。 根据现存的实物，太平天国“花钱”，大致分为特大花钱、大花钱、中花钱、小花钱四种。有著录可查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黄铜鎏金币一枚，直径33.5厘米，厚0.8厘米。重3170克。湖南博物馆收藏三枚，全部黄铜，分别为直径14.2厘米，厚0.75厘米，重970克；直径14.3厘米，厚0.70厘米，重985克；直径11.1厘米，厚0.80厘米，重610克。上海博物馆收藏二枚，全为青铜，分别为直径ll.1厘米，厚0.90厘米，重665克；直径0.75厘米，重106克。以上形制不同的大花钱计有六种，其重量和大小都超出了当时流通的一般钱币的规格，说明大花钱在当时不是作为价值尺度来使用的一种钱币，只能是一种纪念品。 1951年我国邮电部发行“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百年纪念”一套邮票中，就有两枚以大花钱为图的邮票。该钱图面文楷书、顺读，四周边饰双龙抢珠、海水朝天圭纹饰。背为“圣宝”二字直读，左右双凤，边饰“八宝”吉祥图案。 （四） 太平天国钱币有别于前代各朝的货币，并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根据实物资料，太平天国钱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太平天国钱币文书的一般不作通宝、元宝及其他字祥，而全部用“圣宝”二字。只有在早期开铸钱时，曾一度铸过少量面文为“天国”直读，背为“通宝”横读的当十大钱，以弥补铸钱之暂缺。 2、太平天国钱币上的书体“国”字，从“囗”从“王”，如“国”字。它既不是繁体字的“國”字从“或”，也不是简化汉字的“国”字从“玉”，这是因为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的“国”字，是王者之国，王居其中。推其所因，不外乎有二：(1)受农民阶级狭隘的世界观劣根性所限。(2)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作用之故。 3、太平天国钱币质地，绝大部分皆系黄铜，青铜、红铜少之。 4、太平天国在流通的钱币上，背、面皆有文字，没有光背，更没有纪值、纪地、纪年符号和日月图案。 5、太平天国钱币上的繁体“寶”字，皆多从“尔”，没有从“缶”的。 6、迄今尚未发现太平天国用过纸币、钱牌及其他质地货币。 在太平天国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其他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发动农民起义，组织天地会，反对满清统治者，各自建立自己的地盘。它们也曾发行过一些钱币，这些钱币都应属于太平天国钱币之范畴。公元1854年，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大明国”政权，不久即改称“大明太平天国”。曾铸过两种“太平通宝”钱，一种背作“日”、“月”文隐“明”字，称“日月钱”，寓有“反清复明”之意。另一种背穿上有“月”字。穿下有一“明”字。因为上海小刀会仅有一年多历史，以刘丽川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正月遇害于虹桥而告终，故其所铸的上述两种天地会钱均不多见。1864年，陈开、李文茂在广东领导三元里一带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后进军广西，在桂平建立“大成国”，称“平靖王”，铸有“平靖通宝”和“平靖胜宝”两种钱币。此类钱品种类繁多，大小不一，背文多种。如“平靖通宝”钱，背有篆书“中”字，“平靖胜宝”钱，背有“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御林军”、“长胜军”等字样。以上这些钱币，都应归入太平天国钱币之列。有人还把钱文“明道通宝”，背为“天”字，质地黄铜的钱币，亦列为陈开、李文茂所铸之钱，认为它与“平靖胜宝”钱应是同时之物，还先于平靖钱而铸的。1855年，贵州刘义顺起义，国号大成，建立嗣统，今见“嗣统通宝”钱，即此时所铸。其他像浙江地区天地会铸的“皇帝通宝”、“皇帝重宝”、质地黄铜，背为“圣”字的钱，均应列入太平天国钱币之内。 (五) 太平天国所铸行的货币，对巩固天朝政权和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首先，太平天国货币促进了商品交换，繁荣了市场，改善了天朝管辖区的经济状况，因而使民心得到了稳定，从一个方面树立了天朝的威信。天朝政策变动后，允许太平军弟兄出城买物，可以设肆于北门桥，转卖于各馆，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候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天京之外的城镇，则允许民众经商，但必须执行天朝作出的规定。太平天国的货币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扩大了贸易，使其管辖区内的经济呈现了繁荣。 其次，太平天国货币保障了自身财政收支的平衡，推进了战争的胜利进行。太平军在以往的战斗中常遇到的问题是军需不足，尤其是粮食不足，因而天国政权在收复区内实行了征粮收税政策。但由于与清王朝的战争是拉锯式的，占领区域时有复失，故征粮收税工作时有落空。在铸行货币后，如征粮收税不足或落空，天国政权规定了其各领导阶层都可用天国货币购货。此举使军心得到稳定，从而保障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再次，就是太平天国货币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和友好往来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一方面它坚决要灭清，另一方面，它希望与所有的外国发展贸易和友好关系，定都天京后，在货币的作用下，天国出口的生丝、茶叶在收购和贸易中大幅度增加。1361年9月，忠王李秀成在苏州铸成大花钱，前述酬天义李明成赠送英国翻译官福礼赐的大花钱一事，也反映出太平天国货币在对外友好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以上三点述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货币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巩固自身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尽管在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战争的压力，天朝内讧，清王朝反扑及诸王在各地无计划地自行铸钱等原因，导致了天朝统一铸行货币的失控，造成其货币泛滥和贬值。但我们在研究太平天国所铸行货币的全部过程中，对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应予肯定。 太平军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坚持武装斗争十余年,太平天国铸行的货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了一定的政治、经济作用，在我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近代货币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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